“三个代表”继承了“三个有利于”与时俱进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在关键时刻及时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寻求新的突破和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时由于受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几乎每一项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或建设举措的推出，都会引出姓“资”姓“社”的争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和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这些问题对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则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及党的自身建设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进入90年代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已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现，政治多极化趋势业已形成，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分歧和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过；多元文化方兴未艾，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对人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正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何积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江泽民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既为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一样，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显示了党的事业在实践发展中的连续性。  
2、“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上，科学地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从而使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联结性。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使其适应自己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一定的生产力，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当前生产实践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2]（第532页）。同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邓小平总揽全局，突出重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21世纪，江泽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总特点，提出了我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作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与“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视角的一致性，阐述的重要内容的相互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我们在新世纪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三个代表”在价值取向上也和“三个有利于”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