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记的是要人，是名将，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恐怕也适合于一般人。因为他记述是人之常情、社会风气。谁看了也能领会其妙处的。

　　他所记的这些“客”，古时候叫做门客，后世称做幕僚，曹雪匠名之为清客，鲁迅呼之为帮闲。大体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状态也是一致的。不过经司马迁这样一提炼，这些“客”倒有些可爱之处，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颇，一定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共事的。问题在于，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些琐事记在一员名将的传记里？这倒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有所思虑的。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人生体验，有切肤之痛。所以遇到机会，他就把这一素材，作了生动突出的叙述。

　　司马迁在一篇叙述自己身世的文章里说：“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柳宗元在谈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及岌岌而挨其间哉！”

　　这都是对“友”的伤心悟道这言。非伤心不能司道，而非司道不能伤心也！

　　但是，对于朋友，是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谅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条。评价友谊，要和历史环境、时代气氛联系起来。比如说，司马迁身遭不幸，是因为他书呆子气，触怒了汉武帝，以致身下蚕室。朋友们不都是书呆子，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说话，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美丽的动人的故事，什么摔琴呀、挂剑呀，那究竟都是传说，而且大半出现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话，倒有些新的经验，那就是“久与游者”与“岌岌而挨其间”。

　　例如在前些年的动乱时期，那些大字报、大批判、揭发材料，就常常证实柳氏的经验。那是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政治风暴袭来时，有些害怕，报先与原来“过从甚密”的人，划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颂了那么一种勇敢的鸟，能与暴风雨搏斗，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如果是“四人帮”时期的政治暴风雨，我看多么勇敢的鸟，也要消声敛迹。

　　但是，当时的确有些人，并不害怕这种政治暴风雨，而欢呼这种暴风雨，并且在这种暴风雨中扶摇上去。也有人想扶摇而上而没能扶摇上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那倒是要细察一下他在这中间的言行。该忘的忘，该谅的谅，该记的记，不能不小心一二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人也像骆宾王的诗句：“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来了。当今政策宽大，多数平安无恙。

　　既是朋友，所谓直，所谓谅，都是两方面的事，应该是对等相等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头翻惯了的人，是最能利用当前的环境和口号的。例如你稍稍批评他过去的一些事，他就会说，不是实事求是啊，极不严肃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过